如今我们回来,你们请看分晓罢。——胡适

横戈，大巴被阉，我只好投新浪去，那里根深叶茂，势力庞大……您保重。

ps:你们锁了我N篇日志……我实在不知道敏感在哪里……我玩不起了……

这几年来，我已经不怎么看南方周末了。没什么理由好说的，那毕竟是新闻，新闻的事，没空间，无论是写的还是读的，大家都很憋屈。再说，有更广阔的信息源、分析深度以后，他们说的那点，除了在平衡新闻时效与深度上的把握仍然值得尊敬以外，我实在想不出更好的理由了。众所周知，这不是他们的错。当然，另一方面，自己的原因可能更大些，我总觉得，青春激情的过早爆发，好像火山瞬间喷发的绚丽，这瞬间的过后，将是数十年甚至数百年的沉默，杳然无声，这是比爆发更可怕的事。而这些，是我应该警惕的事。 

2009年度，我买的南周期数，我想没有超过十个手指头。十个手指头里，包括新年特刊。我的习惯是，在新年到来之时，买上几份有名的期刊集中阅读。我想知道，这一年里，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那些曾经占据了365天里头版头条位置的“大事件”，到底有多少东西沉淀了下来，在我们年度回溯的时刻，唏嘘感慨。也许，在我的新年里，这种阅读，可能使我在遭遇其他事情的时候，想一想，到底我们是进步了，还是原地踏步，一步三退。可惜，这些年的习惯，给我内心带来的怆然远远大于这种积极的渴望。 

2009年南周的年终特刊（或者是新年特刊），总体的策划给我感觉不错。久违的李海鹏再度出手，带来了“韩寒者，冒犯也”（我觉得这标题可以换个更牛逼更有冲击力的），这篇报道，是南周的重头戏，李操作的不错，可圈可点虽然李海鹏已经解释这稿子是他业余做的，但还是忍不住我的联想：难道他要回南周了？我不清楚他为什么离开南周，一如我也不清楚今天他在新东家那里干得顺不顺。我挺怀念他在南周上的出现的时光。 

说正题。本期的新年献辞，我实在不知道该如何评价了。“这是你所拥有的时间这是你能决定的生活”，这标题很长，当然也拖沓，说得不好听简直莫名其妙，不知所云。文章的立意应该在“十年”这个概念。但是整个概念的表达不好，说得有点散，有些乱。根本就没说出这种时间强度的牛逼所在。十年的时间强度，十年的悲欢离合，十年的坎坷起伏，十年的恨与爱……这可牛逼，可让你大书特书的地方太多了，这很难，但是作为执牛耳的南周，你应该毫无理由地做到。文章中有许多语句表达的很不好，太欧化（当然，这是一代人的悲哀。），具体的情感表达又颇像老太婆的裹脚布，例子我就不点了……另外，我想说，虽然我知道1999年的献辞是很牛逼的，值得一再致敬。但这致敬不代表你隔三差五的就赤裸裸的说出来吧？ 

另外，这期的校对做得很不好。我只完整读了几篇文章。在讲刘亮的那篇文章里，至少就有两处错误，“依照”写成了“遗照”，“灾区”写成了“再去”。

再过几个小时，2009年就要过去了，好像葛优所说“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它”一样，2009年过去了，我也很怀念它。怎么说呢，我觉得2009年，很可能是影响我后半辈子的一个关键点。     

这一年里，国家的事情我基本没关心，我容易上火，一上火就口腔溃疡，我觉得让自己365天天天龇牙咧嘴，是一件很不道德的事，我跟自己没仇。这一年里，我彻彻底底重新回到了校园，虽然不是早出晚归，但也算基本退回到了内心，“夜读太史公，清晨扫地”。当然，偶尔吃吃素可以，但要天天青菜萝卜那就够呛了。

仔细盘点算来，这一年里我的人生轨迹如下。 

一月份，参加研究生招生考试。考完了收拾行李，房间凌乱不堪，众人做鸟兽散，一瞬间很是茫然无措。真是难以想象，花了这么多心血与勇气做的一件事，就这么摧枯拉朽般的结束了，眼都似乎没眨一下。当然，这个月里也很悲情，悲情的是我竟然能在最重要的时刻犯下最低级的错误。以致我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忐忑不安，惶惶如丧家之犬。回家过年之后，终于扛不住了，溜到黄山，需要感谢的是，在这前途未卜、生死难料之际，汪奔同学深处了援助之手。在黄山没呆几天，二月中旬，爷爷去世，匆匆忙忙的回家奔丧，看到许多很久没有看见的人，也没有看到很多应该看到的人，这事对我触动很大，痛定思痛之余，我彻底断了许多幻想。三月研究

生成绩公布，和我预想的差不多，然后就是开始了极其变态的调剂过程，期间南下北上，各种甘苦，冷暖自知了。还好，最后在四月里，终于决定调剂到上海，侥幸的是，这里接纳了我。 

然后，然后，然后接下来的几个月，合肥、黄山、池州、上海等地来回这么折腾，自由自在地看了几个月书。期间，开始写永远不知道何时完工的小说，编造各种各样的短文，还痛痛快快地踢了很多场球……这一晃，很快就到了九月正式开学。时隔三年，再次回到校园，没有任何不适应，好像“我们只不过抱一抱拳彼此就知道后会有期”。唯一不满意的是，这里的操场太冷清……找不到什么人踢球…… 

在上师大的这几个月里，读了些五花八门的书，听了些云里雾里的报告。感觉在读书上，有一个完全的崭新的新天地正在等着我去眺望，这种感觉在图书馆里流连的时刻分外明显，以至于导师终于忍不住批评我读书混乱、无所皈依了。依然记得三四月里，想着何去何从之时，我力劝那些调剂同道，学校排名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也许是学校的所在。读书这回事也是很讲究气场的。京沪的二三流高校，未必就比你中西部的一流差。拿学术报告来说，有几个大腕愿意不远千里的爬山涉水的，只为去给你中部小城做一场报告？事实证明我的判断是正确的。 

下半年的几个月里，我也在认真的想一些问题，本年度，特别是下半年的成绩，我是基本满意的，我觉得比以前有很大进步，当然，我远远可以做得更好。不足的地方是本年度里，我完全放弃了英语的学习，这完全违背了我的初衷与誓言的，在写作方面，数量不多，质量更是乏善可陈。当然，这些都不是一时半伙的事，我仍有时间，上路了，走得慢比不走强…… 

这一年里，我要感谢许多人。 

感谢我的亲人，你们毫无怨言始终支持我的任何决定，虽然我很少征求你们的意见，但在每一次抉择中我都想到过你们的所在。 

谢谢我的新朋友老朋友们，谢谢张遵宝、王震，那些澡堂、饭局和酒后的牛逼令我想来温情；你们对寡人背后的诋毁，瞻仰我也一并笑纳；

谢谢赵维祥，感谢您在那么多个漫漫长夜里，无私奉献了您的菊花，再次感谢；

谢谢ZL，希望我的干女儿越长越漂亮，有时间我会去看她，“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很多事情，不需要太在意，努力了就好；

谢谢范继辉，谢谢你介绍的机会，希望新年里你将不再是一个人躲在被窝里发微博，那种感觉很凄凉，真的，扛不住了赶紧就缴枪吧……相信我；

谢谢王宇，没能和你成为校友，是我今天仍会微微泛起的伤感；

谢谢高鹏同学，谢谢您老人家这么多年来，始终一如既往、毫无怨言、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地忍受着四面八方蜂拥而至的调戏和蹂躏，我相信，这些施虐给彼此都带来了极大的快感，我都忘了2009年我们到底有没有见过面？谢谢你的支付宝，希望您在新的一年里肥肉瘦下来，二奶一包包三，继续笑傲欢场；

谢谢王韶华(您的shao字太冷僻，我敲不出来），谢谢您的雪中送炭，一送再送；

谢谢李永新，谢谢您的慷慨赠送，宝剑赠壮士，好书送晓帅，这是坊间谚语，希望您能记住，再接再厉；

谢谢王萍，2009年好几次差点就能蹭你饭了，可惜就是差那么一点点，“宝剑赠壮士，好书送晓帅”这句话我也要送给你，我们认识有十多年了吧？希望新年里里，你赶紧找个好人嫁了吧，不能永远等着我；

谢谢简凌云，没能参加你的婚礼我很遗憾。谢谢你09年里陪我看过的电影。还记得2007年的七夕吧？ 

谢谢吴莉，“宝剑赠壮士，好书送晓帅”这句话我也要送给你，谢谢你的饭局，和你一直的鼓励，让我知道原来我不算太差，希望你的妹妹梦想成真，你的娃娃越来越漂亮；

谢谢李冬阳，实在烦你甚多，我总是在睡不着的夜晚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你……您老人家生日为什么不提早几天告诉我呢？动车再贵，我也不敢不坐啊？赶紧换大房子，我在这里，但我不能永远在这里；

谢谢胡建建，没有你，09年我的狗屁论文就发不掉，发不掉我就会焦虑，就会睡不着觉，您是我认识的教育界里最后一个好人，共事数载，唯君不忘；

谢谢戴良磊、许强、谢天、江龙鱼、毕鹏，虽然本年度我们没有联系，但是我每次踢球的时候，都会想起你们，想起那些小旅馆的夜晚，世界杯马上就要来了，足球未老，希望你们心也未老；

谢谢胡偶，大学之后，相见无多。但是你知道，毋庸多言，我们一直都是最好的朋友；

谢谢恭小兵、胡作法、陈丽萍、梁欢等等诸位编辑老师，我知道我的稿子都很烂，没有你们的提携，毫无可能，我会继续努力，谢谢你们；

谢谢李克松，你究竟什么时候来上师大？我已经好多天没钱吃肉了……

谢谢丁帅，2009年，我们俩也算是梦想成真吧？对不对？

谢谢李辉、王琦，从未曾想到初入职场，能够认识你们，并且相交至今，谢谢你们多次的慷慨饭局；

谢谢董远方，奶奶个熊，我实在不知道该谢你什么？你揩我油，我却吃不到你豆腐，这合理吗？你不听我劝读博士，你永远不会知道你犯下了多大一个错误。当然，谢谢我们在2007还是2008年共同创造的八卦……它们在2009年仍然在流传——前几天我还听人说你准备嫁给我了，不好意思，这事真的不是我的错；

谢谢王柳予，在我的死缠烂打之下，您终于送了一本书给我，“宝剑赠壮士，好书送晓帅”你记住啊，忘记告诉你“晓帅”是你走后你们家周露给我新取的名。天之丫，地之脚，分别两年多了，我仍会想起你……同年同月同日，为什么我们连共同的生日都没有一起过过一次呢？2010年能实现吗？

谢谢汪峥，谢谢你在2008年的无私援手，2009，选择北漂需要勇气的，但我想更需要的也许是坚持，你有才华，我也不少眼光，大家一起好好干，明年去北京了我联系你；

谢谢李天伟，有梦想很重要，但行动也更重要。当断不断，必受其乱。我是主席，您就听这么一回吧。

谢谢杨靖，您的烧鸡我在此夜里分外想念……

谢谢张俊，我忘不了我们相见的第一次，时隔多年，我们再次相见，相信彼此都有了许多改变，但是我高兴的是你的热情没变、乐观没变。谢谢你的多次破费，等俺有钱了，你看中哪个妞，我就包哪个！

谢谢吴希贵，谢谢你大老远的来看我，谢谢，祝愿你的论坛越做越好。

谢谢江接海，2009年，貌似只有你一个人还将我当作大师兄看待……

谢谢王飞，你出国了我很高兴，你结婚了我可不高兴。回国记得给我带土特产，我最喜欢的是吉泽明步，别忘了。异乡的月亮有老家的圆吗？出门在外，人生地不熟，咬咬牙，坚持住就好了；

最后的最后，我要谢谢我的导师，师兄、师姐、学长、学姐们……大家新年进步！ 

以上就是我在2009年最需要感谢的人，希望我都写出了我需要感谢的地方，无功受禄，很惭愧，真的谢谢你们。当然还有其他许多……我一时半会想不起来了…… 谢谢。 

将来的一年，我对自己的期望是：第一，多踢球，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再说世界杯也要开始了。第二，读原典，来来回回，反反复复地读。第三，写文章，疯狂地写，就指望这个吃饭了。第四，学英语，这不是未雨绸缪，也不是亡羊补牢，这完全就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对家人的期望是：第一、平安；第二、平安；第三、还是平安。 

哦，我忘了，我想我应该对政府也要有所期望与祝福，好像我们村里许多人除夕之时，都会在门楣贴上“国泰民安”四个字，可是，问题的关键是，你相信它能做到这个吗？ 

（照片2009年10月15日于上海街头。我决定每年岁末发一张照片，看着自己衰落。）

年度阅读推荐。我推荐了《小岗村的故事》、《读库》等八本。可惜这两本（套）我都没看。因为要考虑到受众的原因，很多书其实并不是我想推荐的……我的头像在最角落……

一、《可爱的洪水猛兽》韩寒

推荐理由：

作为80后代表人物，韩寒的每一次亮相都会惹来争议多多。本书是他2008年至2009年的博客文章精选，内容犀利、文风酣畅，较为全面的反映了作为一个80后、一个现代中国公民的韩寒是如何关注现实、关注当下的，极具阅读价值。

二、《大教堂》雷蒙德·卡佛

推荐理由：

雷蒙德·卡佛（1938—1988），美国当代著名短篇小说家、诗人，美国“极简主义”代表作家，被誉为“新小说”创始者。他的成就和海明威、福克纳不相上下。卡佛是深刻影响了中国当代先锋写作的美国作家之一，本次由译林推出的《大教堂》可能是2009年度最具有含金量的短篇小说集，卡佛的小说文本语言简练至极，反映的深沉情感却是浩瀚如大海，值得细细品味。

三、《小岗村的故事》 陈桂棣、春桃

推荐理由：

为什么改革的源头，没有成为致富的龙头？作家陈桂棣、春桃夫妇深入小岗村实地采访，继《中国农民调查》后再推力作。“在这本书里，你可以读到一个真实的小岗村”（陈桂棣、春桃语）。三农问题一直是困扰中国发展的一大难题，中央多年来将其作为重中之重大力解决，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本书的出版将会更全面、更深刻的帮助读者了解农村，读懂中国。

四、《世界因你不同——李开复自传》 李开复

推荐理由：

李开复的故事就是一个传奇。从负笈海外，到微软高层，再到谷歌，最终离职创业，“追随你的内心”（李开复语），他的经历、选择无疑给当下许多中国迷惘不前的青年朋友作出了最好的榜样。从这本书里，我们可以汲取奋斗向上的力量，在这个浮躁的年代里，也许可以更加明白什么是真正的选择与人生。

五、《读库》系列 张立宪

推荐理由：

一个人组稿、一个人出版、一个人发行，张立宪创造了中国出版业的一个传奇。《读库》系列是当今最受文艺青年热爱的一本杂志图书，也许是因为张立宪独到的眼光，也许是因为他一个人的坚持，每一期《读库》的出版都会给人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早已成为人文知识分子阅读的风向和标杆。

六、《中国不高兴》 宋晓军等

推荐理由：

本书上市一个月销量即突破60万册，引发了社会大辩论。中国为什么不高兴，中国凭什么不高兴？这样的问题值得每一个有所担当的知识分子一再思考。

七、《别求新声:汪晖访谈录》汪晖

推荐理由：

汪晖是中国当今最具思想力的学者之一，其《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一经问世，轰动知识界。本书主要收录了汪晖在近十年来发表在各重要媒体上的访谈记录，领域涉及到当下思想论争，文学潮流演变，学术体制状况等热点。

八、《一生之回忆》曹汝霖

推荐理由：

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史的开端，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大“卖国贼”是引发这场风潮的导火线。多年来，关于这三人的研究进展不大，本次内地首次出版的曹汝霖《一生之回忆》，我们可以刨除偏见，来听一听作为当事人的曹汝霖是如何解说五四运动的。

已刊。 

我始终觉得叙事的困难即在于节奏的控制，这种节奏包含情绪、语言、空间等等。这是上半年的一个习作，大概花了半天时间构思写完的。其实故事的内核很好，但是在节奏方面失败地很彻底。如果当时耐住性子，再发展2千字左右，未尝不能成为一个严谨、不动声色的短篇。 

娘的火车是下午一点到的，我一点半才赶到。我远远就看见矮小干瘦的娘站在出站口，神情慌张地四处张望。我大声喊了一句“娘”，娘循声看见了我，这才松了一口气。娘的脸色很差，暗暗的，一定是在火车上没睡好。我扶娘上了公交车，车有点颠，娘的脸色更差了，蜡黄蜡黄，眉头紧促。我知道娘是晕车了，赶紧拿塑料袋给娘，问娘可是想吐。娘点点头又摇摇头，紧闭着嘴唇没有说话。 

坐了半个多小时的车，我和娘到家了。一进门，娘就问：“玲玲呢，玲玲在哪？”我说：“玲玲上班去了，晚上才回家呢。”娘不高兴了，说：“都六个月了，你也不心疼！”我讪讪地笑了：“娘，你睡一觉吧。我给你做点吃的”娘说：“我不饿，你快去上班吧，别耽误正事。”我端盆热水，帮娘擦过脸、泡了脚，然后煮了碗青菜鸡蛋面，看娘吃完，然后安顿娘在卧室睡下，看看表已经三点半了，我才去公司。 

傍晚下班回家，玲玲已经在厨房里收拾了，娘站在厨房口看着。娘有些局促不安，她搓着手，不安地说：“你有身子，油烟粘多了不好，偏偏俺又不会使液化气，这可咋办？”我连忙过去扶娘到沙发上坐下说：“娘，你歇着吧，我帮玲玲做饭。” 

玲玲脸色有些阴，铲子在锅里“咔咔”直划，过了半晌，她才说话：“晚上怎么睡啊？”我心里一沉，没有接话。家里不宽敞，一室一厅的房子我东挪西凑了大半年才买上。我想了想说：“这几天你和娘睡吧，我睡沙发，总不能让娘睡沙发吧？”玲玲没说话，铲子在锅里“咔咔”划啦的更响了。 

夜里九点多的时候，我正躺在沙发上看书，娘披衣出来了。娘低声问我厕所怎么用，她想解手。我领娘进了卫生间，将抽水马桶示范给娘看。过了一会，娘出来了，嗫嚅着说：“俺不习惯。”娘的语气就好像做错了事的孩子，我一边安慰娘，一边赶忙带娘下楼去公共厕所。 

第二天早晨，我陪玲玲吃过早饭，送她去坐公交车，临上车时她突然冒出一句：“你娘身上有味儿，我睡不着。”然后头也没回就上车了。 

上午我陪娘逛了小区附近的公园，给娘买了一件羽绒服、一套保暖内衣、一双保暖鞋，再带娘去医院开了些治胃病的药。娘很高兴，不停地和我说着老家的事，我也很高兴，爹去世后就没见娘这么高兴过了。中午，我带娘去吃肯德基，看着厚厚的汉堡、闪闪发亮的鸡块、薯条，娘既高兴又不知所措，这是娘第一次吃肯德基。

晚上玲玲回家，脸色缓和了些。吃完晚饭，我们一起在客厅看电视。娘不停地夸玲玲，说村里人都羡慕他有个好媳妇，说着说着娘笑了，摸摸索索从贴衣口袋里掏出一个红纸包塞向玲玲：“这是两千块钱，前年办完他爹丧事剩下的，你收着吧。”玲玲一听“丧事”两个字，脸色“唰”一下阴了，说了声“我不要”就进了房间。娘先是一脸愕然，等恍过神了以后就连声骂自己。我连忙安慰娘说：“玲玲乱忌讳，没关系的。”安慰了半天，娘始终闷闷不乐。

次日清晨，送完玲玲，我陪娘吃早饭。吃着吃着，娘忽然说：“俺想回家了，你给俺买票吧。俺今晚就回。”我楞住了，半晌才说：“娘，才住两天怎么就要回家啊。”娘说：“俺就想来看看你和玲玲，你们都好俺就放心了。家里还有活，不能全指望你二婶。等玲玲生了我再来吧。你给俺买票吧。” 

我劝娘再住几天，劝着劝着娘就板起脸来不高兴了。我打电话给玲玲，想让她劝劝娘，打了半天一直是关机。我无奈只好答应娘。吃完早饭我赶到公司已经迟到半个钟头了，经理一脸不耐烦，扔了一堆文件让我处理。整个白天我忙的晕头转向，午饭都没来得及吃。晚上下班回家，娘已经收拾好了行李，就等我送她去火车站了。我望着娘，她眼神模糊了，头发也早已花白，道道皱纹爬满了脸庞。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在城市里漂泊日久，却还是近乎潦倒，别人都说养儿防老，我却还要娘为我担惊受怕……

我拦了一辆出租车，车没开一会，娘就紧紧地拉住了我的手，借着昏暗的车灯，我看见娘的脸色苍白，娘又晕车了，我赶紧付钱让师傅停车，一下车，娘就呜呜吐起来。等娘好了些，我说：“娘，我们还是走去火车站吧，反正也不远了。”娘说：“好好。”

夜风习习，明月西斜，午夜的城市光影迷离，我右手搀扶着娘，左手拿着娘的行李袋，慢慢走向火车站。

   《城市商报》

    27岁那年，我决定辞职，重新上路。

    那一年的许多深夜里，我回想毕业以来的职场历程，发现自己过得并不开心。五年里，我换了三份工作，曾经激动人心的梦想就在这日常的琐碎里消磨殆尽。这些真的是我想从事一生的事业吗？

    薪水差强人意，职位也马马虎虎，一切都是按部就班，我想我应该和相处了5年的女友买房结婚了。可是，我们跑遍了整个城市，发现我俩所有的积蓄加在一起，都付不起这座城市最便宜楼盘的首付款，我感到现实的残酷与悲怆。这样的焦虑持续地在深夜里发作，令我寝食不安。我决定辞职。再次踏进人才市场，我的感觉就好像一只久被圈养的马，突然面对大草原却慌张得不知道如何奔跑。

    我的专业是市场营销。这一次，我要选择的职业，不仅要有良好的发展前景，更要适合我自身的特质。经过几天的深入思索，咨询了职业顾问后，我对自己的弱点长处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我似乎并不擅长领悟客户意图，缺乏沟通能力，但同时，我对品牌、营销方案有精准的把握力，我更感兴趣的是对文案的精雕细琢，对好创意孜孜不倦地追求。这番盘算之后，我决定找一份文案策划、品牌传播类的工作。

    因为没有什么过硬的行业经验，我的求职路布满艰辛。整整两个月里，我不停地在这个城市的写字楼里穿梭，和一群群刚离校的应届生挤在一起面试，石沉大海的简历投了一批又一批。这样奔波了两个多月，我心力憔悴。在差不多快绝望的时候，我参加了一家4A广告公司的面试。老板问了一些例行问题之后，似乎对我不满意，就在我准备起身告辞的那一瞬间，他突然问：你工作五年了，冒然辞职从头再来，不觉得天真吗？我想了想，对着他缓缓地说：是的，这确实很天真，但还有更多的人连给自己一次天真的机会都不想，我比他们有勇气，也更值得留下，谢谢。

    他们留下了我，当然条件是苛刻的：三个月实习、六个月试用，通过了这九个月的考察，我才有可能获得正式聘用。现在想起来，这九个月实在艰难到“不堪”。早晨六点半起床，七点出门，坐一个半小时的公交车，在八点半之前第一个到办公室，打扫、整理早会材料。九点正式上班之时，我一个文案一个文案地学习，从字的琢磨，到图的挑剔，向每一个人虚心请教。更多的时候，我是站在复印机前将山一般高的资料一复印就是一整天。为了提高自己的语文修养，想出更好的创意、广告语，夜里回到家，我还不敢松懈，看各种各样的诗歌作品，案例分析，为各种提案绞尽脑汁，常常是折腾到一点才敢熄灯睡觉。

    这样的日子过了大半年，大半年里，老板最常对我说的就是：不行，拿回去重做。面对一次次的打击，我唯有更加努力。试用期结束后，公司考察认为，这九个月里我虽然没有做出特别成功的策划，但尽职尽责，仍有潜力可挖，决定将我转正。

    在三十岁即将来临的时候，我的上司因为私人事务离职，我顺理成章地接替了他的职位。这时，我已经做出了几个成功的作品，在这个城市的广告圈里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有一次聚会，老板喝高了，他凑过来搭住我的肩膀说：“两年前你来求职的时候，既没有经验，年龄又大，知道我为什么还留下了你吗？ ”我茫然地回答：“不知道。 ”老板呵呵一笑，说：“因为你小子给了自己一个不得不跳过去的悬崖，你脸上有股狠劲。 ”我说：“房子买不起，女朋友要分手，我能不狗急跳墙吗？”老板大笑，我们痛快地干了一杯。

    三十岁生日的那天，我和新婚不久的妻子——也就是那个我们一起为房子而黯然神伤的女朋友——坐在电影院里看威尔·史密斯的《当幸福来敲门》。我不禁想到了我这几年来的日子，流下了眼泪，身旁的妻子紧紧握住我的手。

    想起上大学的时候，老师曾说，三十而立。现在，我站在三十岁的关口，思索这句话，我觉得三十而立，立的不仅仅是指你应该结婚买房，娶妻生子，最重要的也许是——三十岁的时候，你应该想好你一生该从事的事业与道路，并且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已刊。

中国自古就有一个传统：前朝败亡，后来者大多会搜罗一批遗老遗少，开馆修史，总结前朝得失，以为殷鉴。不过六十年前，中国大陆也是翻天覆地经历了一番改朝换代，蒋介石黯然隐退台湾，而毛泽东却骄傲地站到了天安门城楼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响彻云霄。而如今，60年过去了，60年后我们回顾这段历史，自然会有诸多疑问，比如：

国民党为什么丢掉了大陆？是它的腐败无能吗？是因为抗日战争的巨大负担，把国民党政权推向了失败的边缘？还是因为美国政府在内战的关键时刻背叛了蒋介石，中止它的援助？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1937年至1949年的政治巨变呢？或者，更早一点，它是在1937年以前就已经暴露了种种弊病，使国民党在四十年代同共产党斗争时，变得更加脆弱，而一败涂地吗？

这些疑惑至今仍然值得追溯与反思。这也是美国学者易劳逸在《毁灭的种子中》提出的疑问。《毁灭的种子》80年代就已经在国内出版，近期由江苏人民出版社重版。以我浅薄的阅读经验，这本不足300 页的书，和易劳逸另一本更薄的《流产的革命》堪称研究国民党问题的典范，书中提出的诸多问题与尝试解释的路径，流风所惠，在今日两岸三地研究国民党的著作中俯拾皆是，清晰可辨。

在本书中，易劳逸采取了一种类似类似地质学家研究地球断层的方法。地质学家的方法是，在众多的断层中摘取一系列典型例子，就这些典型例子寻找尽可能丰富的材料，对整个结构的形成和发展，提出假设性意见，避免陷于就事论事。易劳逸认为自己“通过对这些事例的具体分析，就可以揭示出许多隐藏于政治现象之下的力量，从而，对历史的动力——它规定了中华民国的必然趋向及国民党最终败于共产党——作出恰当的评价”。当然，易劳逸也承认，一方面他既不满足于对现象特征的表面描述，另一方面他也不奢望一览无遗，一揽子解决所有问题。

易劳逸选取了哪些典型事例呢？他分析了云南和重庆，国民党的税源与农民问题、三民主义青年团、国民党党政革新运动、蒋经国和金圆券改革等等。通过对这些案例的研究，易劳逸的答案与观点是鲜明的：国民党之失去大陆，原因不在于其他，而完全在于自身的腐败与无能。

当然，事实不可能这样简单，易劳逸以“同情之理解”的态度生动而全面的展示了他的分析方法。比如在第一章里，他用云南和重庆，具体展现了国民党中央政府和云南地方政府之间微妙而错综复杂的关系。1928年东北易帜后，蒋介石完成了对全国形式上的统一。但是，从整个国民政府时期，中央政府事实上未能有效地控制地方政府。云南有龙云、山西有阎锡山、山东有韩复榘、两广有李宗仁白崇禧、福建有李济深……中央政府不能有效消除地方割据势力，是国民党政权机制的致命原因之一。那么，更深一层的疑问接踵而至：这种分裂状况的病因是什么呢？难道蒋介石就不想解决这些问题吗？这就是易劳逸在书中将给我们带来的追问与可能。

在全书的最后，易劳逸提出了一个颇为思辨的问题：如果一座建筑物在暴风雨中倒塌了，那它倒塌的原因是什么呢？一个科学的回答将首先要求对建筑物的结构特性，其次对风暴之强度，作出仔细的考察。如果发现这座建筑物的结构已经腐坏，人们就必须仔细掂量：倘若没有暴风雨，它是否就不会倒塌。然后事实是暴风雨已经来过了，建筑物已经倒塌了，那么，可以说暴风雨是建筑物倒塌的原因吗？

这个问题颇有些哲理的精妙，在易劳逸眼中，国民党在1949年败于共产党的问题亦富有同样的哲理，值得思索。当我们今天考察国民党为什么失去大陆这个原因。诸如腐败、无能、丧失民心等等词汇都可以加诸其上，但是历史教训的深刻之处，在于我们在描述国民党的时候，切莫忘记这些词汇的背后都是一些活生生的事例，俗语说“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百尺之室，突隙烟焚”，以同情之心态，设身处地考量历史，自然会明白历史的魅力所在，即在于他的复杂之处。

于建嵘在多次演讲中说到这个故事。我觉得这是对《我们台湾这些年》这个题目最好的说明。忍看台湾成民主，怒向大陆寻和谐。

于建嵘：

2004天我应邀到台湾去访问。台湾的邀请方给我的条件是在大学做一个演讲，然后可以进行15天的旅游、参观。当时我向邀请方提出一个要求，我说：“你能不能这样，我讲完后，你给我一张地图，你派一个司机，在派一个买单的，我说走什么地方就走什么地方行不行？”他们说，没有问题，你随便走。于是演讲完之后我从台北走到台南，我问所有见到的台湾老百姓一个问题。

“假如官员把你的房子拆了，怎么办？”99％的人回答说不可能，没有我的同意他怎么敢拆我的房子呢？只要这个房子是合法的房产当官的不敢的。我说假如拆了怎么办？他们会告诉我，到法院去告拆房的人，法官会依靠法律给我判决，而且是判他们赔很多钱。比如是合法并且是我同意拆是10万块钱赔偿，而不经过同意，法官就会判他赔100万。

我接着问：“假如法官不依法判决，怎么办？”人家又回答我说：“不可能”。我们的法官在很多问题可能腐败，但是只有我有明确的产权和证据，他不能也不敢腐败。

我接着问：“假如法官腐败了，怎么办？”他们会说，我找我的议员去告他。我的议员就会来进行调查，我的议员调查之后会就会开新闻发布会，我的议员就在议会提出建议，这个法官和这个政府官员麻烦就大了，他们呆不下去了，他们就完了。

我接着还问：“假如议员也腐败了，怎么办呢？”我一问到这个假如的时候，人家很讨厌我了，说你这个大陆人怎么那么多假如？没完没了的假如，议员再腐败，也会特别高兴管我这个事情。因为议员就是希望发生这个问题，因为有了这个问题，议员只要进行了调查，再经媒体一报道，这个议员就会成为英雄，成了英雄不仅可以当县议员、国会议员，最终还有可能成为阿扁。我说我不相信，议员也会腐败的，会不管你们的事的。他们说不会的，不信可以试一下。一般台湾的老百姓家里面有名片，收的最多的名片就是议员联系卡。我就要他们给议员打电话，一打电话，议员只要在不远的地方马上就会赶到。台湾的基层议员一来，一般都很兴奋，问遇到什么问题，都表示会为选民主持公道。

我接着还问：“假若议员就不是管你的事了，怎么办呢？”。台湾的老百姓告诉我，这很简单，下次选举时不投他的票，让他当不了议员就完了。

我在台湾的访问经历很短。却让我想了很多问题。台湾社会也许存在许多问题，但由于初步建立了民主制度，实现了威权体制向民主体制的转型，台湾老百姓对整个体制有一个基本的认同。他们也许对某个领导人或某个政党不满，有很多抱怨，但不会对整个体制不满，甚至想推翻它。其实我走过世界很多地方。在一些现代民主国家，民众对待我的问题都有基本相同的答案。今天为什么讲台湾，因为我们往往以许多理由，以我们的民族文化、宗教信仰来否定一个现代的社会制度。台湾跟我们有着一样的血缘，一样的文化，基本相同的文化，为什么台湾民众有那么多“不可能”，而我们却不是这样呢？我总结为四个方面。

第一，要确认和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特别是财产权利。确权特别是对财产权的确认很重要。现在我们大陆在这方面存在许多问题。你不要认为什么是你的，那个房产证是没有用的，我们知不知道哪一天拆掉吗？不知道。我们不在家的时候甚至在睡觉的时候房子就被拆掉了。我们的农民的土地，说是“集体所有”，可在许多地方已沦为了少数人所有，搞一个什项目就让农民无地可种，无业可就，可社会保障的三无农民。我们的工人在工厂工作了几十年，突然说改制了，你就得下岗而且什么也没有了。这样的事，到处都是啊。今天在座的提倡要民众不抱怨的上海学者白领们难道不知道吗？事实上，上海也有的。最近我在做一个纪录片子，其中一个故事是有关一个上海女市民到北京上访的。她跪在地上说：“ 天啊，给我房子，我要一个地方安身，我在生存啊”。假如我们一个宣称执政为民、以民为本的“社会主义国家”，连我们老百姓最基本的权利都不能保障的话，我们有什么理由让我们民众不抱怨，让我们的民众理解我们的政府。我们没有这个理由。我今天在这里要告诉你们或我们的当政者，你要让你的人民不抱怨，你要让你的人民对你理解，你要让你的人民不走上街头，你首先给明确和保障他们最基本的权利。这个权利不是封建社会给予他们的权利，而是现代社会的公民权利。没有这一点，请问我们有什么理由，我们有什么资格，让我们的民众不抱怨？没有！

第二，要有权威的司法制度，要让司法成为民众权利救济最后的底线。一个现代社会，社会成员之间或民众与公权机关发生了纠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权利被侵犯了，得不到应有的救济。假如我们的司法不能保障民众的法定权利，我们的司法不能成为社会公平公正的底线，我们有什么资格和理由要那些权利受到损害的民众不抱怨呢？事实上，我们今天司法体制存在许多问题，我们的民众已不那么相信司法能给社会带来公平和公正。无论一个什么样的判决，当事一方都有可能告诉你，“我不服！，因为司法腐败！”为了这个不服，公民选择上访，选择进京寻找大领导的上访，他们中有人为“领导批示”在北京坚持数年。而我们的执政者却对信访这种典型的人治制度津津乐道，甚至把其当成主要的社会救济方式。而现实中，民众则在长期的上访中因被劳教或送进精神病医院失去了对国家司法的最后信任。在这种情况下，要求我们的民众“不抱怨”就相当于给他们麻醉剂。是不理要求我们的民众被打左脸，还把右脸给你吗？这是不行的！我们要抱怨这个不公平的司法制度，而且不仅仅是抱怨，我们还要抗争。因为有了这个抱怨和抗争，我们才能建立一个公平公正而有权威的司法制度。

第三，要有真正的代议制度，让我们的人民代表真正能代表人民。我们每一个人不可能直接管理这个国家和社会，我们需要自己的政治代表。现代民主制度中的代议制是人类社会文明的结晶。我们可以通过选票决定谁来代表我们的利益。这种制度，我们有吗？从行文法来说，我们是有的。但现实中，我们现在还没有。我不知道今天在座的有多少参加过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你们投了谁的票？我不知道谁是我的代表？我们只知道有三个代表，但是我不知道我的三个代表在什么地方？我们需要改变，假如这一点也不能改变，你怎么叫我们的人民不抱怨呢？你在中南海要求全国人民不抱怨，你在复旦大学告诉大家不要抱怨，还开展不抱怨运动。我告诉你们，不改变这种制度性的缺失，民众就会有抱怨，而且也不可能有什么不抱怨的运动。

第四，要有一个开放的媒体，让民众的抱怨有正常的宣泄。假如今天我们所有人都不能真实地表达自己的不满，他们只能在家里抱怨，可能最后走向街头，用大砖头表示他的抱怨。为了让我们的民众不抱怨和不走向街头，我们就需要给他们抱怨的机会，让他们有正常的渠道发泄他们心中的不满，而不是给他们一个类似鸦片的“不抱怨运动”。

2005年9月，垂垂老去的李敖站到了北大讲台上，其时距他离开大陆已经半个多世纪。少小离家老大回，重返故土，即便他一再强调自己“不是还乡没有乡愁”，但伤感之情依然还是溢于言表，颇难自持。在北大的讲台上，他锋芒不减，于学理阐述之外，毫不讳言地批评大陆人变了，变得处处设防，那个彬彬有礼、人情味十足的大陆看不见了，他说他要做一个样板给大家看看！

是什么样的样板呢？演讲的最后，他说了一个故事。当年李敖从部队退伍，没有职业，穷的连裤子都进了当铺。胡适听说后，写了一封信给他，不吝钱财，慷慨的拿出了一千块钱送给他，以为周济。李敖经济这才慢慢周转开来。今天，昔日潦倒少年早已功成名就，当他重回大陆，站在胡适曾经执掌过的北大，他毅然捐出150万台币，恳请北大给胡适树立铜像，他说他是用“相当于1500倍来还胡先生这个人情”。

李敖很有钱吗？不见得，虽然他是台湾“立法委员”，但他连私家车都没有，一直都坚持坐计程车。就在启程赴大陆之前，他还送了100万台币给高金素梅，支持他去联合国抗议日本人的可恶。他说自己是真的做到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还有“时髦不能动”，他用的行动表明了他不是一个忘恩的人。

听李敖讲完这些，我心中不由一阵感慨。对于李敖，我们可能有很多评价，誉者以为文章圣手、民主斗士、不畏权贵、不怕坐牢，毁者更可冠以虚伪、沽名钓誉、沾花惹草、睚眦必报，种种议论不一而足。但是，在李敖说出他今日用1500倍来还早已仙逝的胡适人情的那一刻，我相信，我们许多人都看到了一种超越于学术之外的脉脉温情。想起当年读李敖和胡适的交游，想起那些孜孜不倦的夜晚，年华老去不由不让人感慨。

李敖的做法可能很老套，但也许正是因为老套方才可贵。老套的人，就好像李敖心中的老北京一样，彬彬有礼，人情味十足，他们笃信尾生抱柱信、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这样的故事，这是他们得以安身立命之处，更重要的是，对这些老派的信念，他们还身体力行，不眠不休。

“一切从那本英语书开始的，那书中的男孩Li Lei，身边的女孩名叫Han Meimei，还有Jim Lily 和 Lucy，Kite Lin Tao和 Uncle Wang，一只会说话的鹦鹉叫Polly他到处飞……”

我后知后觉，李雷和韩美美都流行这么久了，我今天才知道。网上说，这首歌让80后陷入了集体怀旧，许多人听得泪流满面，我想这十有八九是真的。他们的故事在网上流传很久了，徐誉滕很聪明，敏锐的把握住了，这么一首歌，文本的怀旧升级到了视听的伤感，下一步该是什么呢？FLASH、dv，或者出现更具想象力的小说？

让我想想，有好几年没有听到这样从心底触动的？在这之前，有《同桌的你》《未央歌》《中学时代》《童年》……校园歌曲很奇怪，大都由一群离开了校园的人，唱给所有离开、没有离开的怀旧。

李雷，韩美美，……他们究竟说了什么？那些小细节我都已记不清了。唯一不能忘怀的是，我肯定也曾扮演过其中的一个。在听这首歌之前，我并不知道这一年多来，网上疯传的故事。在看徐的视频时候，记忆触动。I'Mpolly,这竟然是我最清晰的声音，时隔多年，他们在我的耳边栩栩如生。

我坐在这里，想起这个polly无所不在，又似乎置身事外，真觉得它有着先知般的光辉。

“后来听说li lei和han meimei谁也未能牵着谁的手”

这小子。

韩寒：我实在不愿意和一堆戏子坐在一起

其实韩寒错了，他们不是戏子，是婊子。都说婊子无情，戏子无义。无情无义，情在义先，连情都谈不上，何来有义?

删节版已刊。改动较大。

唐德刚去世有那么一段时间了。前几天将他的《胡适杂忆》借出来又看了遍。坦白的说，我对胡适的所有兴趣与判断，皆来自于唐德刚。

这是一个告别的年代。稍远的是国学大师季羡林、任继愈，较近的是生物物理学奠基人贝时璋、导弹之父钱学森，再近的就是历史学家唐德刚。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大师的远去不仅仅意味着一个时代背影的凋落，更彰显出我们对这个时代精神贫瘠的隐忧。更有意思的是，和国内这些大师相比，也许某种意义上更具大师意义的唐德刚的去世远远没有钱学森逝世的死后哀荣。他的的离去似乎仅仅只在人文学界引发了一点波澜不惊的伤怀。这是无奈，也是事实。

唐德刚是我们安徽人，如果我腆着脸厚颜无耻一把，还能拉上校友。当然不是哥伦比亚的校友，而是安大的校友。据说，唐曾在安大前身的某小学校任过教。

唐幼时即展露非凡天资，号称在十多岁就圈点过一遍《资治通鉴》了，1948年赴美国留学，主攻美国史，荣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从此在美国打拼。他在史学上的成就是大师级别的，《顾维钧回忆录》《李宗仁回忆录》《胡适口述自传》等书将口述史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正是因为他的不辞辛苦，亲历亲为，那些曾经叱诧风云、显赫一时的人物才能留下珍贵的回忆资料，供我们后人钩沉往事，发掘真相。

在我少年时光对史学的有限阅读范围内，有两个人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一个是黄仁宇，另一个就是唐德刚。回想我第一次读黄仁宇《万历十五年》时，内心震动之余，大有“毛骨悚然”之感，才知道历史可以这样立体、富有美感，浮华背后的真相可以如此抽丝剥茧的娓娓道来。唐德刚的著作，我读的第一本是《胡适口述自传》，这一次阅读远比读黄仁宇时带给我更深地震撼。唐德刚的“行文如流水，明珠走盘，直欲驱使鬼蛇”（周策纵评唐德刚），在他的笔下，一个活生生的，有情谊、有抱负、有寂寞、有潦倒、有宽容、有得意、有随和、有严肃的胡适展现在读者面前。一发不可收之下，我将坊间能够搜罗到的一切唐德刚的著作，《晚清七十年》《胡适琐议》《史学与红学》等等，无不席卷而归，大快朵颐。

思索起来，唐德刚的著作最少给了我三点强烈的印象。一是他强烈的民族情感。他的笔一如梁启超般“常带感情”，对民族命运的思考始终是他著述的一条主线，动不动笔下就流出一个“我华夏”如何如何；另一个是他对史学的严肃态度。唐德刚才气甚高，下笔千言，几百年的历史在他手上大开大合、纵横捭阖，再加上他的文采斐然，嬉笑怒骂，读起来让人实在有眼花缭乱之感，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著述是信马由缰的。胡适名言“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差不多也是唐德刚的著史信条，《胡适口述自传》的注释，几乎可以择集成一本书。再者就是唐的文风极具个性，古文根底身后，再加上受过严格的历史学训练，再再加上天性诙谐，口无遮挡，再再再加上境外打拼，郁郁于心，这笔自然更是别具一番滋味了。

大学毕业后的几年里，我在尘世里为生活而苦苦奔走，许多个深夜喧嚣散尽之时，我常常是展开一卷《晚清七十年》，在唐德刚的娓娓道来之中体味那个时代的悲欢离合，担忧着我炎黄子孙的命运在“历史三峡”里将走向何处。这些懵懂的情怀，进一步促使了我对历史的兴趣，这兴趣与日俱增，终于不能自拔，而今流落沪上。

和唐德刚去世消息差不多同时发布的还有一则新闻。唐德刚去世前决定将自己一生的藏书及手稿、复印件若干，全部无偿捐献给故乡安徽大学。想起他的诗句“愈走愈远，就回到了故乡”，不禁惘然。他曾在安徽大学任教，我也曾求学于彼，更曾在他的著述惠顾下，体味到历史学的魅力，走上习史之路。我想，如果我妄托“知己”，称他一声“我的校友”的话，相信唐先生地下有知，对我这个小校友、小同乡也不会有多少怪罪的。

“含泪播种者，必将欢呼收割”，语出圣经，是我很喜欢的一句话。给五月《求学·考研》写了篇稿子，同题已刊。谢谢陈编辑。

“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这是陈寅恪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说的话。我总觉得，这段话所说的“新材料与新问题”，是一个学术研究成败的关键问题，有新问题而无新材料证明，观点没有说服力，流为空想，无稽之谈。有新材料而无新问题，则材料是死材料，于世于学皆无补。这么一段话，不管是考之历史，还是默省当下，都有大把的例证。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的一段话无疑精辟的说明了新问题的重要性：自乾隆后边徼多事，嘉道间学者渐留意西北边新疆、青海、西藏、蒙古诸地理，而徐松、张穆、何秋涛最名家。松有《西域水道记》、《汉书西域传补注》、《新疆识略》；穆有《蒙古游牧记》；秋涛有《朔方备乘》，渐引起研究元史的兴味。至晚清尤盛。外国地理，自徐继畲著《瀛寰志略》，魏源著《海国图志》，开始端绪，而其后竟不光大。近人丁谦于各史外夷传及《穆天子传》、《佛国记》、《大唐西域记》诸古籍，皆博加考证，成书二十余种，颇精瞻。

梁启超所说的“乾隆后边徼多事”，即为时代发生变化，边疆变故关系百姓福祉、社稷安危，如何应归这个变故，解决这个变故，自然成为一大问题，萦绕于心，终南释怀。在此刺激之下，遂有徐松、张穆、何秋涛等人致力边疆，蔚然成家。1840年以来，中国人面对的问题，用蒋廷黻的话来说就是“近百年的中华民族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哗人吗？能废除我们的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因为在世界上，一切的国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能富强，不能者必遭致惨败，毫无例外。并且接受得愈早愈好，日本就是好例子。”在这么一个大问题的笼罩下，各种思潮学术相互激荡，名家自然也就辈出。

于梁启超说新问题相反的是，王国维也说过一段话，可以理解为新材料的重要性：古来新学问之起，大都由于新发见之赐。有孔子壁中书之发见，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学家之学。有赵宋时古器之出土，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字之学。唯晋时汲冢竹书出土后，因永嘉之乱，故其结果不甚显著。然如杜预之注《左传》，郭璞之注《山海经》，皆曾引用其说，而《竹书纪年》所记禹、益、伊尹事迹，至今遂成为中国文学上之重大问题。然则中国书本上之学问，有赖于地底之发见者，固不自今日始也。

这个问题考之当下，也很有趣。黄宗智因为充分利用了满铁资料，而在华北小农经济上提出了经典型的过密化概念；马敏因为零距离接触到苏州商会档案，打下了研究的第一步；唐宝林当年研究陈独秀也是因为能够接触到陈的大量原始为开发档案；杨天石因为民国研究而成名，以后更有机会亲眼目睹到蒋介石日记，而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沈志华从苏联东欧买回来的档案，估计用到现在也还没穷尽……当然，不是占有了第一手材料就能做出第一流发现的，入宝山而空回的事相信不少人都干过，很多人也是先致力于一问题，然后才逐步发现新材料，新问题新材料二者相互激荡，自然得以“预流”。